新一年度卖方跳槽季就拉开了序幕，那么猎头们开始上场，替各家公司延揽首席分析师。猎场上，首席的“筹码与价位”如何诠释其价值？

既是名利场，又是竞技场；这样的猎场上，首席的“筹码与价位”如何诠释其价值？

新财富刚刚落下帷幕，新一年度卖方跳槽季就拉开了序幕，那么猎头们开始上场，替各家公司延揽首席分析师。刚有前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高调离职加入中国恒大集团；这边，国泰君安又流失一名大将，中小盘首席分析师孙金钜转会新时代证券，担任研究所所长，孙金钜向经济观察报记者确认已经入职。

跳槽加薪，高额薪酬无疑是舆论的焦点。近日，被恒大挖角的任泽平年薪1500万，几乎创下国内首席经济学家的最高收入，远超券商董事长的收入。

这样的消息令卖方振奋，某小型券商分析师表示，虽然任泽平的职业路径不具有代表性也很难被复制，但还是给大家看到了卖方的新出路，除了在买方和卖方之间流动，还可以到大公司去担任管理层，高职又多薪。

那么，首席的价值到底如何估算，年薪千万的首席又有多少？据记者从资深金融行业猎头、券商首席以及基金经理多方位打听的情况，目前行业内收入最高的应该是高善文等老一辈首席，年薪达到千万级别；紧随其后的是任泽平、李迅雷、姜超、赵光磊等知名首席和研究所所长，年薪应该也在500万-1000万之间。拿到新财富第一或者第二，基本上年薪都在五六百万，而新财富前三之外的估计两百万左右，国内券商大部分首席多数还是两三百万。

某券商首席李瑞（化名）现在已经跳槽买方，其坦言，首席本来就是一个高薪职位，事实上，工资涨幅可能并不是大家最在意的，更看重的是有没有一个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和一个能够让你自主发挥的平台；天风、中泰等中小券商的激励普遍得到行业的认可。据经济观察报记者统计，近些年跳槽的首席已经超过20人，他们的职业路径主要是大券商跳往小券商、或者跳到买方，最近还有一些首席选择了创业。

围“猎”首席

现在，新财富的名利之争尘埃落定，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上榜明星分析师谋动之时，也是深耕金融猎头行业已经有六七年的王欣（化名）一年之中最忙的季节。他挖角过券商研究所、投行、新三板、并购部门的负责人，也曾经成功地将一名证监会中层介绍到一家券商做分管领导。

作为券商研究所的口碑人物的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策略分析师等更高一级的职位，通过猎头跳槽并不多。王欣负责过几个这类首席的案子，他在其中的作用非常基础，就是沟通与公司总裁的会面。另一方面，这么高的级别，券商管理层更愿意主动去挖人，“这个圈子本身就很小，券商首席名单一拉基本上就都出来了，口碑也很容易摸清楚，你只要问一下买方的人，谁的报告写得不错，很快就知道了”。

而现在王欣操作的研究所招聘项目，从一家券商的首席转换到另一家的同类转换的已经比较少了，“但我们会让一家研究所的二号人物，换到另一家做首席。这种一般在市场需重新去打造一种口碑和影响力”。

照着这个模式，王欣猎到了几个中等规模券商金融行业、大消费、军工、医药等行业的首席分析师。

近两年研究所异军突起的中小券商不惜“花重金”在市场上“猎”人，其效果亦是立竿见影。以天风证券为例，早些年，其名气甚至在新时代、川财证券等券商之下，而新财富电子行业“七连冠”的赵晓光2016年转会天风并担任其研究所所长之后，加上包括首席策略分析师徐彪、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等在内的9位新财富获奖分析师加入其麾下，天风证券研究所今年成绩斐然，拿下了文化传播第一、机械第一、策略研究第五等11项新财富大奖。

在与上述研究所交流的过程中，王欣发现，他们的用人趋势也在发生变化。在2015年前后，但凡上过新财富的团队都非常吃香，券商会给出超过50%甚至翻倍的价格去挖人；但现在王欣接触过的券商，超过一半都不会以如此价格挖一个今年的新财富新宠。大家一半是在找一些新财富或者已经在卖方的分析师，另外一半更希望去引入一些产业里面的人到研究团队来。

其中，让王欣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有过中兴、华为工作行业背景的IT人士最终成功跳槽到一家小券商做通信行业的分析师，现在已经相当于这个组的行业首席。“这个项目难在转型。当时他已经从华为离职三四个月了，这在职场上是很忌讳的，公司都会追问，一个成年人为什么这么不理智让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断掉。”王欣回忆道，其实当时他也很怕遇到这样的人，但是和这位IT人士交流之后，王欣发现，他的性格很适合做卖方，“就是有激情，这是做卖方最需要的，这种激情并没有在大公司的体制给磨灭掉，而且他能把这个行业的标的公司和一些上下游关系讲得很清楚，告诉你他是怎么结合数据做出判断”。

有的人善于抓住机遇，而有点人却“迈不出那一步”。印象中，让王欣最遗憾的一个案子是曾经一家中型中等券商以100万固定年薪去挖一位行业首席，对方是另一家券商该行业分析团队的二号人物。这位分析师已经去旁听过策略会，而就在大家都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的时候，该中等中型券商研究所负责人给王欣打电话，“他说他不来了，咋回事啊？”

王欣记得非常清楚，在他回家的高铁上，接到了这个电话。“这家券商那边想让他做行业首席，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他认为自己可能做老二更好，不敢迈出这一步。这家券商的激励机制非常市场化，虽然要求他承担一部分成本，但是算下来，还是会比其他平台拿得多。”最终这位分析师选择了中金、中信这样的大平台，但是在小组内只能排到老二、老三的位置。

筹码与价位

圈内流行一句话：A股只存在两种分析师——新财富上榜和新财富未上榜，两者薪酬差距悬殊。像王欣平常接触多的上过新财富榜的行业首席，年薪在数十万到上百万之间，而普通的分析师月薪一般在2-4万元之间，算下来年薪不过三四十万，而作为研究所的焦点人物——首席经济学家和首席策略分析师年薪则动辄三五百万。

最近，恒大集团一纸“任泽平年薪1500万的任命通知书”再度引发舆论对于首席经济学家这个高薪群体的关注。经济观察报记者从一名知情人士处了解到，当时任泽平从国泰君安离职时，期待的年薪就是千万。

2015年底的某一天，在北京金融街某证券公司的总裁办会议室里，任泽平和某机构负责人曾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交流。那时，任泽平从大楼一层到出电梯都由专人指引，会议室也拉下了百叶窗，在人来人往的金融街这场会面被精心安排，不仅让任泽平有了最大的舒适感，也保证二位大佬的谈话有了完全的私密性。

上述知情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当时其开出的价位是年薪千万，职位要求是研究所的“一把手”。“说实话，市场当时是比较犹豫的。一来，他刚从体制内跳到券商不到两年的时间，虽然名气大，但是还有点新人的味道；二来，大家也在看国泰君安这个平台助力多少，今年拿这么多奖，明年是不是可持续。”

在券商高管限薪的大背景下，该机构负责人最终婉拒了这位明星首席。最终，现任方正证券董事长高利向任泽平伸出了橄榄枝。“当时也有几家小券商给了offer，选择方正还是相对不错的，高利之前也是做研究出身，曾任分管研究所的副总裁。不过职级上还是有所调整，任泽平是兼任研究所联席所长，实际上相当于副所长的级别。”上述知情人士透露。

“千万在国内券商？应该不少。首席这个角色，也应该有不止千万的，1500万倒觉得不一定有，首席策略和首席经济学家差不多。首席不承担销售职能，但凡承担一点销售职能年薪千万还是可能的。”上述券商前首席李瑞感慨。

高薪首席背后的筹码就是他们给公司带来的创收——佣金分仓。上述知情人士解释道，谈判的时候，一般就是说能给公司带来什么价值。“以任泽平的团队为例，在国泰君安一年创造了五六千万的佣金收入，这在整个行业内都非常厉害，佣金分仓能过亿的，都已经是比较稳健的券商了，他一个团队的收入可能都抵得上一个中小券商一年的收入了，说实话这个创收年薪千万不为过。很多公司也是因此才邀请他去谈，大家都想看看他真正的实力和价值。”

首席的价值

分仓佣金的收入来源就是大型公募基金，对这些首席来说，很大程度上市场的认可就意味着基金经理的认可。在买方基金经理看来，首席的价值是什么？

一位曾经任职于大型公募现已奔私的基金经理透露，从买方的角度，我们就很现实了，你弄对了，我就挣到钱了，这就是有价值的，当然可能券商与基金公司之间也有一些人情关系，有时候也会互相照顾。

上述奔私的基金经理举例道，以海通证券的首席姜超为例，从去年底一直看空经济，看多债市。其实这个判断是错，但还是有很多人认可他。事实上，在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过程中，基金经理对姜超的认可度普遍比较高，赞赏其稳重的风格。

“姜超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逻辑推导对于别人是有启发的，最后的结论虽然错了，有可能当时某些假设跟现实中发生的不一样，或者是有一些新的因素当时没有考虑到。这种时候，更重要的是，研究所平台要够大，如果错了，要有机会跟大家多多去交流和解释。”该基金经理表示。

对今年把握对了方向的任泽平更是如此。其评价道，“任泽平，虽然有很多争议，但是要承认，他确实做到了他的影响力。有时候你过于模棱两可，还很难做到有影响力，一定要挑起一些个有争议的话题，提供一些大胆的观点，反而容易被人关注到。从这一点上来看，卖方就是要做自己的影响力——你说的有人听，有更多的客户愿意来跟你们合作，而并不是说，你研究的对与错”。

在中国，一个明星分析师理论上可以直接影响到的资金量有多大? 新财富在最新的报告中粗略地估算，以本届评选34个研究领域第一名中得分最高的团队为例，该团队的总分为38881.37，其中58.88%为公募投票，25.04%为保险投票，6.21%为私募投票。该团队共获得3368位投票人认可，这代表着超过50万亿资金对该分析师的认可，这3368位投票人中有1708位投其为第一名，即超过5成对其有着最高级别的认可度。这也是为何中小券商愿意花重金请明星首席。

一个更为显性的变化是，券商佣金集中度逐年下降，Wind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前十大券商佣金席位占比从2007年的55.33%，下降到2017年上半年的42.51%。背后的原因是中小券商在抢食市场份额。赵晓光、徐彪等10位明星分析师齐聚天风之后，今年上半年，天风证券分仓佣金收入1.4亿元，同比增长33倍，从默默无闻到挤进前十只用了两年时间。同样，在李迅雷加盟中泰证券之后，其分仓佣金收入也由此前的十六挤进前十，达到1.3亿元。

中阅资本总经理孙建波分析，首席经济学家和各行业首席，我曾经比喻说首席就是球队的球员，好球员有很强的明星效应，所以他有很强的品牌价值。“你把首席经济学家当成一个卖研究报告来挣钱的，那就麻烦了，收入成本比根本无法对照其他业务部门，养首席显得很浪费。但你要是把首席当成公司的广告、公司的品牌，它就值钱。就像球员要是靠门票收入根本覆盖不了收入，要饿肚子的，广告、媒体和品牌影响力才是其价值所在。”

职业路径

新财富对过去15年诞生的第一名分析师/团队的职业走向做出统计发现，有57%的分析师选择留在卖方，其中有75%坚持做研究，19%走向管理岗，4%内部转岗；另有有28%的分析师选择了买方，其中超过一半以上选择了私募和产业基金。从2003年到2017年，剔除重复上榜，15年历史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史上共诞生了198个（不含2017年）第一名（包含个人和团队）。

王欣接触过的券商分析师，则是一半以上都想去买方，“卖方太辛苦了。换一个平台，单纯薪水上20%-30%的提升，对他们来说意义不是特别大了，大家拼的都是体力，整天调研、路演、写报告，完不成的KPI。”

李瑞回忆自己在券商任首席时最忙的一天，安排外地出差，上午两场路演，中午一场，下午三到四场，晚上再一场，一家基金公司只有一个小时，讲完去下一家，没有讨论交流。“你看，正常的一个观点，你在这边开一个小会就好了，但是基金经理都不会来的，分析师都是一家一家地跑，导致在国内做卖方这种很累的事情。同一个观点，你讲十遍还好，当你讲了一百遍的时候肯定会想吐的。

“那天下来的感受什么？就是想吐，就是这样。”李瑞有点吐槽无力。

李瑞现在选择了离开去买方。但不仅仅是为了薪酬，“这个行业本来就是高薪，为了那一点涨幅的工资没有意义”，促使他改变的是他越来越发现，中国的卖方和他之前理解的欧美的卖方不一样，经过了2008年的那一轮暴跌之后，大家没有说把研究报告做得更好，而是股市跌了，就要给基金经理去做心理按摩，要维护好跟基金经理的关系，因为佣金分仓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比如说欧美的卖方，有一个观点直接做一次新闻发布会就可以了。而中国不一样，我们要到每一家公司都单独讲一遍，我们上规模的买方一百多家，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写一篇文章，要跑一百多家路演。本来卖方研究应该是越老越有经验，越能够产生成果，而我们却不是，因为我们越老越跑不动了。”

除了孙金钜，原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今年年初已经加盟新时代。原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离开卖方到恒大集团担任副总兼研究院负责人；原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孙建波和原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今年先后出来创业，分别成立了私募中阅资本和如是金融研究院；原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加入华安基金任首席经济学家，国泰君安首席策略分析师乔永远加盟兴业银行任首席策略；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加盟中泰证券研究所担任所长一职；安信证券研究所所长赵晓光转会天风证券任研究所所长，原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亦加盟天风。

中阅资本孙建波回忆自己最早从广发基金跳槽银河证券，“当时，他们组建研究部，在业内广泛招聘”。整个过程比较顺利，和银河证券领导在广州面谈之后，孙建波虽然不舍老东家广发基金的良好氛围，但还是为了理想奔赴了银河。“不能说叫经邦济世，但至少是一种能够也去为天下人理财，或者说为更多的人做投资研究服务，为了这样一个理想，就到了银河证券，它是中国营业部最多、经纪业务非常强的券商。”

也正是怀揣着为天下人理天下财的理想，孙建波和山东省国际信托一拍即合，筹划了不到一年，成立中阅资本，一家混合所有制的综合性资产管理公司，希望能独辟一条为天下人做投资和研究服务的蹊径。在孙建波看来，中国现在的研究所人员冗余、研报冗余，但实际上真正好的研究团队、研究报告还是少。“研究第一是被娱乐化了，第二，行业本身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度越来越弱。研究娱乐化、投资短期化，导致研究要找的就是这个月能涨的票，没有人关心五年后怎么样。”